民初的学界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，一位辜鸿铭，一位王国维。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，都还挺在意，打死都不肯剪了去。王国维的辫子，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，据他女儿回忆，有次她娘梳烦了，说：“别人的辫子全剪了，你还留着，多不方便。”王国维半晌无语，过了一会冷冷地说：“留着便是留着了。”辜鸿铭更过分，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，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，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；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，前面一条大辫子，后面一条小辫子，一左一右，甩得好看煞人。

两位留辫子，从表面上看，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，可是，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，留辫子，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喊共和，我偏保皇；别人穿西里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。所以，小皇帝的这点表示，在静安先生心里，想必分量不轻。

我们知道，1927年6月2日，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，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。关于先生的死，历来有各种解说，罗振玉说是殉清，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；陈寅恪说是殉文化；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；甚至建国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。其实，罗、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，王国维的遗书上说，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；经此事变，义无再辱。”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，1924年冯玉王的眼里，却是惊涛骇浪，白刃炸弹。所以，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，也是自然的。

后来的人们，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，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，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，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限。因为，在这些人的眼里，如果不如此，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。其实，一个真实的王国维，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，要可敬得多。